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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伪“满洲国”计划是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的？

发布时间：2022-11-04编辑：[admin]阅读（）

　　本文系网易原生内容中心非虚构频道“人间”（thelivings）栏目出品，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更新





　　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三十几篇社论叫作《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是甚嚣尘上。

　　其实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提法是石原莞尔发明的。石原莞尔以次席的身份从陆大（日本陆军大学）30期毕业，本应是首席，但因为平时桀骜不驯，得罪了教官，这才被降为次席。石原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之一。

　　不仅如此，他还发展了《战争论》，得出“最终战争论”。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石原出身于国粹世家，是个狂热的佛教徒。日本有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叫日莲宗。据说原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

　　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二二六”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纪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陆军奉为至宝。再经过传媒的宣传，成为了最锐利的口号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就都熄了火。

　　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陆大12期）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还是支持他继续统治满洲。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斋藤恒（陆大19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他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只是一个爱抽鸦片的小少爷。哪有心思管正事。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也支持关东军以对抗陆军省和内阁。

　　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流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具体主谋就是河本大作。

　　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朝他们的期望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

　　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

　　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连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张学良的50万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1929 年 7 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

　　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沈阳）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每星期碰一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

　　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 ：“好了，还有两年。”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 10600 人，而东北军是 44.8 万，其中正规军 26.8 万，最精锐的 17 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 11 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而言，占绝对优势。

　　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当时东北军被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里有：飞机 60 架，坦克 25 辆，还有大量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时说 ：“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随即指示从日本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来。

　　就这样把两门 24 厘米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张学良却毫不知情。

　　和河本大作当年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和关东军拼命也打不过他们，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

　　参谋本部派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了。干嘛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关东军原定日期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 ：“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

　　石原的战术很简单：“打蛇打七寸”。趁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是交的械，已经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于是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陆大22期），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于是，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中国台湾一样。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 ：“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

　　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闹事去。板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挑起了“一 ? 二八”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932年1月28日打到5月5日才停火，趁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本来，当时的《大日本帝国陆军刑法》第35条规定：“司令官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处死刑。”第37条规定：“司令官无故擅权命令军队进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8条规定：“不等待命令而无故战斗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正式下令作战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是按律当斩的罪犯。

　　但是10月18日，参谋本部只是派出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作战部部长今村均大佐来满洲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和板垣心知肚明：他们是已经犯下了死罪的罪犯，但却不是宪兵来逮捕他们，而是陆军中央的核心人物来哀求他们，说明陆军中央其实同意或者默认了他们的做法。所以，对今村均大佐根本就没有好脸色。

　　板垣说：“箭已经发出去了，现在没有任何办法。”石原莞尔则更不给面子：“中央要是胆小的话，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全满洲。”把今村均们吓得面无人色，哑口无言。

　　9月21日，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降日，第2师团占领吉林。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又以12架轰炸机轰炸了锦州。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还有五架20天前刚刚从张学良那儿收缴来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在锦州观望的张学良吓进了关内。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轰炸’，就是把炸弹扔了下去。我炸的不是张学良，炸的是外务省的不扩大政策和国联的理事会。”

　　石原莞尔在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 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对于中国，石原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他的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着最朴素的理解。

　　他说：“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

　　“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制定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不过，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 1400 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叛乱军的主要对象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二二六”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二二六”事件以后，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接踵而来。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则是“支那事变”（七七事变）。从“九一八”到“七七”，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 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5月，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九一八”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于 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十五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七七事变，中间有4年左右，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日本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4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济济”。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1935年的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忠属下的原东北军、中央军和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6 月 27 日，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七七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部首先采取的态度还是不扩大事态，7月8日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发电指示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主张不扩大事态的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

　　所谓军国主义，“军”就比“国”大，军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也就跟着否定了杉山元陆相所提出来的向华北增兵两个师团的建议，而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就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

　　日本民族有个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的缺点，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在日本人中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十五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十五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从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实际上石原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

　　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在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尔为榜样的参谋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日本帝国是已经全体疯狂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和以往的事变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内阁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

　　7月11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参加的“五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新任“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3期），从东京出发时还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尔保证：“在不扩大方针下不使用武力，争取在现地和平解决。”

　　但在 11 日经过汉城给小矶国昭一通洗脑之后，第二天12日就在传媒面前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不能默认中国的无理和暴虐，日本要进行正义的进军，惩罚他们的暴戾。作为军司令官，已经下定了决心，制定了用兵作战计划，请国民们看着皇军的行动。”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于是，7月28 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伪“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

　　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能够做到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可能，但是近卫文麿首相还是尝试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有点想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做出这一举动，石原莞尔愤愤地说：“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总理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后来，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一般来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

　　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

　　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任务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目光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一个人不是。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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